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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百年前的外国报纸上，曾经预言了人类如今的生活。事实上，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难免也对百年前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相关资料图)

一百年前的1923年，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有了四年时间，持续二十多年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也逐渐偃旗息鼓，战争和瘟疫不再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绊脚石。

但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发生了7.9级的关东大地震；德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一个美国人能以7美元兑换40亿马克。

而在美国，汽车已经开入了千家万户，但禁酒令的实施让很多人感觉失去了自由；彼时的上海，已然成为国际性的文化重镇，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出版了描绘上海故事的小说《魔都》，当时并没有人能想到，“魔都”这个上海的别称，会在百年后越叫越响…

当然，不管当时的政治、经济局面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一百年前的音乐世界，是非常令人向往的。

是啊，1923年，很多知名的音乐大师都还在世，拉威尔、普契尼、斯特拉文斯基、格什温、勋伯格是人们可以经常在新闻动态里看到的名字。比起“今天吃什么”，乐迷们更纠结的或许是：周末去听哪位音乐家的演奏会？

看不完的大师演出

没错，100年前的乐迷们，拥有看不完的大师演出。

彼时的霍洛维茨年仅20岁，但已经成长为一位小有名气的钢琴家。

自从17岁举办了人生第一次音乐会后，他就名声四起，收到很多音乐会的演出邀约。当时的俄国经过国内战争的摧残，不少人家破人亡，霍洛维茨原本富庶的家庭也被洗劫一空，他不得不通过马不停蹄的演出换取面包、黄油和巧克力来糊口。

1922年-1923年，霍洛维茨仅在彼得格勒举办的独奏音乐会就多达23场，并且没有重复一套曲目甚至一首作品。年纪轻轻的他很快就建立起了作为一名职业演奏家的事业与影响力。

而这一年，历史上被视为霍洛维茨老对手的鲁宾斯坦36岁，同样正忙于在南美等地的巡演；霍洛维茨的同乡前辈拉赫玛尼诺夫已经50岁了，早已摆脱经济危机定居美国的他，在这一年完成了自己第四钢琴协奏曲的创作，并增加了在欧洲的演出场次。

与此同时，另一位俄国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离开了令他失望的美国定居巴黎，并在这里进行了《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首演；第二年，这首作品被演出于布拉格的现代音乐表演中，之后传遍世界，成为21世纪许多小提琴名家的保留曲目。

1923年，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萨尔斯47岁，依然保持每年250次以上的音乐会演出数量。

而被誉为“二十世纪小提琴王者”的海菲兹年仅22岁，演出脚步也已遍及世界。从伦敦的皇后大厅一路向东，他先后在印度、以色列、蒙古、朝鲜等国家献上表演。

1923年，海菲兹到访日本，在东京帝国宴会厅进行演奏；8年之后，海菲兹访华，并在天津举办了两场音乐会。

对于中国乐迷来说，1923年最轰动的音乐大事件，还要数著名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访华演出。

彼时的北京，正处于“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之下，新知识传播的热潮，带来了民众欣赏西方音乐的需求。所以当克莱斯勒访华的消息刚刚传出，就引发了北京文艺界的关注。

但是按照最初的规划，克莱斯勒的演出仅仅面向在京的外国人。当时的新文化倡导者徐志摩得知消息后，开始为此事奔波，希望中国听众也能有幸一睹大师风采。他先是在《晨报》上为克莱斯勒打起了“软广”：

不久有大手琴家克拉士勒来京，他是近代有数的音乐大天才，爱真音乐的人，千万不可错过这最最难得的好机会。就是耗费了半月薪水去听他一度弦琴，结果还是你便宜的。

半月之后，《晨报》也专门发文介绍了克莱斯勒（喀拉司拉）的艺术造诣和经历，为当时的国人们安利这位小提琴家（感受下当时朴素的文风和带口音的翻译）。

后来在徐志摩等人的交涉下，终于说服克莱斯勒专门为中国听众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并且为了让更多听众能够欣赏音乐会，针对中国听众设置了优惠票价（成人2-3元，学生1元，外国听众6元），演出开支中超出票价的部分，由徐志摩出面面向社会募捐，梁启超、章士钊等文艺界人士当时都有解囊相助。

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京剧大师梅兰芳等人都出席了这场音乐会。

演出也受到了听众们的广泛好评，一首极具东方色彩的《中国花鼓》颇受欢迎，甚至激发了部分听众学习小提琴的热情。

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当代知名小提琴家谭抒真就是在这场音乐会后，立志成为一名小提琴家。

是的，1923年，有些大师已经功成名就，更有很多年轻的音乐家还在蛰伏中积蓄力量。

这一年，肖斯塔科维奇17岁，刚从彼得格勒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充满未知和恐惧的人生正在逼向自己。

而15岁的卡拉扬刚刚来到维也纳学习钢琴演奏，为着自己成为一名钢琴独奏家的梦想而不懈努力。当时的他还未曾想到，三年后，他会更想成为一名指挥家。

乐坛涌动的颠覆性力量

1923年，世界是属于克莱斯勒这样奉行古典主义音乐的大师的。但我们无法忽略，此时的乐坛正在悄悄地涌动着更多的颠覆力量。

上世纪20年代，由于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分化、一战后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动荡、法西斯势力的逐步壮大以及科技带给人们新观念的冲击，使得个人主义得以发展，与此同时，人们的社会心态和审美趣味也随之发生改变。

西方音乐中一方面出现了许多实验性的流派和思潮（如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捷克作曲家A.哈巴的微分音音乐等），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作曲家都经历了一段较为稳定的风格发展过程，新的美学观念和音乐思维层出不穷。

印象派音乐作为19世纪最后一种富于特征的音乐风格，风潮一直蔓延到20世纪20年代。1923年，48岁的拉威尔作为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印象派音乐家，依然有着旺盛的创造力。

这一年5月，他改编的管弦乐版《图画展览会》在巴黎首演大获成功。这首原作并不算特别出名的乐曲，在拉威尔的改编下拥有了丰富多彩的情绪变化，受到了更多年轻听众的欢迎。

另一位我们熟悉的俄罗斯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也是这一时期新兴力量的典型代表。一部“离经叛道“的《春之祭》，是当时乐坛上绝对颠覆性的作品。

节奏的创新以及对“丑的音色“的运用，让这首作品远远脱离了传统，为听众带来听觉上的绝对冲击。

20世纪20年代，经过一系列探索，斯特拉文斯基创立了新古典主义，喊出了“回到巴赫的口号”，力求模拟古代音乐风格并以现代的技法与之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拟古的音乐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走在时代前沿的斯特拉文斯基，在进行新古典主义创作的同时，还对爵士乐产生了兴趣，乐曲中的爵士风格越发浓郁。

1923年，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从军队退伍后，在柏林普鲁士艺术学院做了一名音乐老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探索创作一种新的无调性音乐，后来人们把这类带有实验性质的音乐称为“表现主义“。

也是在这一年，芬兰著名音乐家让·西贝柳斯完成了他的《第六交响曲》，再次将芬兰民族风格发挥到极致。作为20世纪20年代民族乐派的典型代表，西贝柳斯的音乐彰显出那个时代民族文化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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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萨多26岁，在他的记忆中，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安静的世界，要好几天才能从一个音乐会到另外一个音乐会，一个更慢的世界，一个要亲密得多的世界，一个更加美妙的世界。

今天的我们，虽然不能真的穿越回100年前，但却可以借助大师们的作品，尽可能还原出百年前的人类文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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